赵南起
随彭德怀司令员赴朝鲜战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的冲突正式升级为内战。基于其维护全球霸权的战略考量，美国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派遣军队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自8月下旬起，美国更频繁地派遣战机侵犯我国东北地区，对城市及乡村进行轰炸，导致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破坏，战争火焰蔓延至我国国土。
朝鲜战争的爆发，已与我国的安危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与我国政府对此局势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已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7月13日，中央军委果断决策，从我国部队中抽调兵力，在中朝边境集结，正式组建东北边防军，其主要任务是捍卫边防安全，并在情况需要时提供军事支援给朝鲜人民军。
1950年8月中旬，应朝鲜劳动党中央的请求，遵循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中共东北局从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干部队伍中精选了一批人员，着手组建赴朝鲜工作团队。我亦荣幸地成为被选拔的一员，并肩负重任，担任吉林省赴朝工作大队的大队长一职。然而，9月中旬，随着朝鲜战场的战局发生转变，赴朝工作大队被迫解散，我们成员随即被调入东北边防军，担任联络员角色。我则被留在了东北军区司令部的情报处，预备在部队启程入朝参战之际，担纲总部联络员及翻译的重任。
10月伊始，应朝鲜党和政府的热切请求，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捍卫国家安全的战略决策，并委派彭德怀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随即紧急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构建了一个高效精干的指挥团队，准备与彭德怀同志一同奔赴朝鲜战场。
10月10日的深夜，正当我沉醉于梦乡之际，一位参谋的急促呼唤将我从睡梦中唤醒，随即传达了上级的紧急命令，要求我即刻前往沈阳车站报到，为即将到来的新任务做好准备。随着列车驶出沈阳市区，它在夜幕的掩护下，朝着边陲城市安东（今丹东）的方向缓缓前行。在这时，我才真正领悟到自己的使命所在，意识到自己将作为志愿军总部的一员，追随彭德怀司令员的步伐，投身于朝鲜战场的烽火之中。
遵照彭德怀元帅的命令，志愿军前方指挥部在列车上迅速搭建完成。我分配至作战科，担任联络员的职责。10月19日，依照毛泽东主席的号令，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伍跨过鸭绿江，挺进朝鲜领土。10月23日拂晓，我随同志愿军前方指挥部和第十三兵团部机关渡过江面，正式踏入朝鲜战场的征途。
02、中朝两军高级指挥员交流
踏入朝鲜战场的征程后，我在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处担当了参谋一职，肩负着三项主要职责。首先，我在中朝高级领导人会晤之际，负责担任翻译。其次，我负责传递作战命令。在志愿军发动重大战役行动的前夕，志司（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向各军下达的关键作战指令，均需派遣专人递送。鉴于我是朝鲜族人，在朝鲜境内行动更为便捷，因此这类任务多由我承担。再者，我负责联络工作，在中朝军队指挥机构之间传递信息，并参与处理与朝鲜地方政府的交涉事宜。
在彭德怀将军的英明指挥下，志愿军实现了辉煌的战果。短短两个月内，就将美军及南朝鲜军队驱逐至三八线以南，解放了朝鲜北部地区，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场的战局，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曾亲临野战阵线交锋，抗美援朝战争成为我初次直面战争的历程。那段岁月中的一切所见所闻，都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中，难以忘怀。尤其是对彭德怀将军在战争指挥艺术上的耳濡目染，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自此，我才对战争有了真切的认知。彭总的作战指挥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那在战争中展现的战略意识。在纷杂繁复的战场事务中，总有一种核心因素左右着全局，这就是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名出色的指挥官，若能捕捉到这种关键因素，便能引领全局，推动战争走向胜利，这正是战略意识的体现。彭总在志愿军出国初期，便果断决定采取运动战策略，并以此指挥志愿军连续取得三场战役的胜利，这便是战略意识在实际作战中的具体应用。正因有了这种战略眼光，战争方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随着战线的南移步伐加快，志愿军总部遂将总部所在地从朝鲜北部山区的榆洞迁往南方。我随作战处丁甘如处长先行一步，负责选址工作。我们最终选定了位于军隅里以南的玉泉洞，并将志愿军总部设于一条铁路隧道之内。然而，总部抵达玉泉洞的翌日，该地便遭到了轰炸，美军的火箭弹直接命中隧道入口。无奈之下，志愿军总部只得再次南迁，直至抵达成川郡的君子里。在此，彭德怀元帅指挥了第三次战役。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元帅依据中朝两党的决策，主持召开了中朝两军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旨在总结三次战役的经验教训，统一作战指导思想，并研究确定春季战役的具体部署。
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标志着志愿军踏入朝鲜战场后的首次高级指挥员聚会。志愿军首长对此次会议的接待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仅部署了周密的安全措施，还特地组建了专门的会务组。我有幸加入会务组，承担起接待朝鲜方面代表的重任。
1月25日，会议正式拉开帷幕，会址选定在山沟深处的一个宽敞矿洞之内。我携同数名战士，于沟口的一间简陋草屋内搭建了联络站，负责引导车辆及与会人员。会议一经启动，美军的飞机便再次前来滋扰。我所居的草屋不幸被侦测到，两架敌机随即盘旋并对我进行扫射。我未及躲避，只得迅速抓起几床棉被，淋湿后覆盖在身上。敌机离去后，我起身察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草屋已被击垮，被子多处中弹，上层已被完全打穿，仅剩最外层尚完好无损。幸而，我侥幸逃脱了此劫。
03、不愿在朝鲜工作
在高干会议期间，我作为联络员，经常与朝鲜方面的高级干部打交道。我由于办事稳重、干练，给朝鲜同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彭德怀和朝鲜副首相朴宪永会谈时，我担任翻译。朴宪永对我能讲流利的朝语很惊讶，问：“你是朝鲜人吗？”我回答：“不，我是中国的朝鲜族人。以前在吉林省委工作，战争爆发后才调到了志愿军总部。”“原来是朝鲜族同志。”朴宪永笑问彭德怀：“我们现在很缺干部，特别是既懂军事、又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如果我把这位朝鲜族干部留在朝鲜工作，你不反对吧？”彭德怀也笑答：“这要看工作需要了，也要看他本人的态度如何。我虽是志愿军司令员，但也不能搞官僚主义。”
朴宪永对此事深感兴趣，不久后便向彭德怀再次提及。彭德怀随即正式向我征询看法。在此之前，由于工作原因，我与彭德怀已有多次交往，彼此已相熟。于是，在谈话中，彭德怀首先详细了解了我在地方工作的经历，随后便直接切入正题，询问我：“坦诚相告，你是否有意前往朝鲜工作？若你同意，我将立即着手安排，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与个人意愿无关。”
我直言不讳地表示：“彭总，我对在志愿军司令部的职务感到非常满意。若转赴朝鲜工作，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甚了解，面临诸多挑战。恳请您批准我继续留任志愿军，待战争结束后便返回祖国。我并不想前往朝鲜任职。”“这真是你内心的想法吗？”“当然，”我坚定地回答，“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向您及组织作出郑重承诺。”彭德怀有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好的，我会妥善处理此事。优秀干部无论在何处都能有所建树。我们党一直重视民族干部的培育，战后民族地区的建设任务艰巨，同样亟需民族干部。你这么年轻就担任团级职务，前途无量。好好干，小赵！”
此事至此画上了句号。于彭德怀将军而言，或许这并非什么重大事件，然而对我而言，却关乎我一生的命运转折。我坚信，若非彭总将我留在志愿军中，我的职业生涯恐将走向截然不同的路径。因此，我对他的深切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04、两次负伤
在志愿军总部，我不仅肩负着联络员的职责，还时常肩负着各种临时性的任务。在第二次战役中，面对志愿军的猛烈攻击，西线美军被迫仓皇南逃，其撤退路线被志愿军部队成功截断。在军隅里地区，志愿军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规模歼灭战，缴获的各类装备与物资在公路和车站上堆积如山，蔚为壮观。
接到志愿军总部的紧急通知，彭德怀元帅果断下令迅速组织物资抢运。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随即指令作战处派遣人员前往军隅里，负责统筹协调这一任务。我肩负使命，夜以继日地驾车从大榆洞疾驰至军隅里。抵达时，我们发现被缴获的装备与物资大多仍滞留在原地，尚未开始运输。我立即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商讨抢运的具体事宜。然而，部队当时正忙于清理战场，追剿残余敌人，人员分散，且能驾驶车辆的人员为数不多，后勤部门也暂时难以调派司机支援。面对这一困境，我焦急万分，只得与部队领导商议，动员全体官兵尽可能多地搬运物资，力求在敌人发动攻击前抢运出尽可能多的物资。翌日清晨，美军飞机如蝗虫般蜂拥而至，进行猛烈的轰炸。我的吉普车不幸被炸翻，我本人也被抛出车外，幸而伤势不重，仅有一颗门牙被磕掉。这是我首次在朝鲜战场上受伤的经历。
那场物资与装备被火焰吞噬的景象，至今仍在我心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彼时，志愿军所面临的运输压力极大，部队的补给已遭遇重重困境。若能将这些宝贵的物资和装备抢救出来，无疑将极大缓解当前的供应难题。然而，如今它们却尽数化为灰烬，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损失。
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是一场高度现代化的战争，根本没有前方和后方的区分。由于美军占据着制空权，对志愿军的后方狂轰滥炸，所以后方同样面临着与敌机作斗争的严峻考验，同样是严酷的战场。因而后方的组织指挥必须严密周到，稍为松懈，就要出大问题。志愿军入朝前期，整个后方勤务保障体系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所以吃了大亏。这次军隅里之行，使得我的工作增加了新的内容。当时，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全部由东北军区组织供应，由于敌机严密封锁，运输困难，部队物资供给严重困难。彭德怀对此非常关注，指定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分管志愿军后勤工作。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也指定我专门负责协助洪学智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及时了解部队的供应情况，沟通与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指挥所的联系，收集后勤保障工作的情况，供志愿军首长决策时参考。
1951年春，志愿军即将展开第五次战役的攻势。我随洪学智副司令员一同抵达楠亭，对东北军区后勤部的前线指挥所进行了实地考察，以确保后勤支援的充足。抵达楠亭不久，洪学智便接到彭德怀的电话指示，传达了第九兵团部队在粮食补给上遭遇的严峻困境——粮食已告罄多日。彭德怀司令员明确要求洪学智副司令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部队的粮食补给不受影响。
洪学智立刻下达指令：“你务必火速前往九兵团，查明情况并及时向我汇报。返回途中，记得顺道访问负责支援九兵团的后勤四分部，探查究竟发生了何事。”站在一旁的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指挥所政委杜者蘅紧迫地补充道：“事态紧急，你便搭乘我的车辆前往，务必迅速行动，尽快返回。”
我整夜兼程，赶到第九兵团，眼前的情况果然严峻异常。部队的粮食储备已告罄，战士们每日仅能领到三四两粮食，无奈之下只能依靠采摘野菜来缓解饥饿，不少干部和战士都出现了浮肿现象。我立刻拨通了洪学智的电话，向他详细汇报了这一紧急情况，并紧接着赶往后勤第四分部，着手协调紧急调运粮食给第九兵团的事宜。
任务完成之际，夜幕已悄然降临。我未曾稍作歇息，即刻踏上了归途，重返楠亭里。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疾驰，我自晨至暮未曾合眼，不知不觉间，在车辆的颠簸中，我闭上了双眼，很快便在梦乡中沉沦。车辆驶过马转里，攀上小山之巅。此地乃敌机严密封锁的区域，起初众人皆保持高度警觉，然而不久，未见任何异状，我的睡意再次袭来。在朦胧之中，忽闻司机一声高喊：“敌机！”我从梦中惊醒，尚未及作出任何反应，一架美国飞机便俯冲而下，对准我们的车辆进行猛烈扫射。汽车正行驶在半山腰的盘山公路上，无处可避。司机经验丰富，立刻熄灭车灯，命令道：“大家坐稳，现在我们唯有硬闯一途！”话音刚落，他猛踩油门，车辆如同离弦之箭般向前冲刺。就在这时，一辆卡车迎面而来。两车均闭灯行驶，速度极快，加之盘山公路的狭窄，根本无法察觉对方的存在。当两车在急转弯处相遇时，已然无法躲避。“轰”的一声巨响，两车迎头相撞，吉普车横飞出山道。我只觉一阵剧痛，随即陷入了昏迷。
不知何时，我缓缓地恢复了意识，感觉自己仿佛仍旧身处车中，那车辆正疾驰向前。然而，周身剧痛，使我无法动弹。当我睁开双眼，眼前浮现一层薄薄的白色纱幔，指尖轻轻一触，原来脸颊上敷着厚重的绷带。就在这时，一个女子轻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她用朝鲜语说道：“志愿军同志，请勿随意移动。敌机即将轰炸，我们正前往防空洞。”至此，我完全恢复了清醒。我能感受到自己正被人小心翼翼地背负着前行，四周充斥着敌机尖锐的呼啸声。
随后，我方才从医护人员处得知了我昏迷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在吉普车与卡车发生碰撞后，该车不幸坠入山道旁的斜坡。我因身处后排座位，随车一同被甩出，重重地摔向山坡，一路翻滚至山脚，侥幸逃脱了生死。遗憾的是，司机与警卫人员未能幸免，英勇牺牲。
破晓时分，一位路过的朝鲜民众目睹了我昏迷不醒的身躯，察觉我尚存微弱的呼吸，便立刻将我送往邻近的一所朝鲜人民军医院。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我肋骨断裂，鼻梁骨折，且面部遭受山上荆棘的划伤，鲜血淋漓，因失血过多，生命岌岌可危。在人民军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下，经过数小时的生死搏斗，我终于摆脱了生命危险。
手术完成后，我仍旧陷入昏迷状态，直至医院不幸遭遇敌机袭击，在紧急疏散至防空洞的过程中，我才逐渐恢复了意识。而这一切，距离车祸发生已过去了超过十多个小时。
在人民军医院稍作休憩之后，我便匆匆赶回志愿军司令部，一边投入工作，一边继续治疗。那是在六月的一个日子里，丁甘如处长特地与我进行了交谈。在详细了解了身体状况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南起，是时候说再见了。你的职务将有新的变动，很快便需前往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报到。”
因此，我毅然告别了志愿军总部，与洪学智并肩，转至新成立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并在志愿军的后勤战线上辛勤耕耘了六年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