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11月起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的驻地设在延安城北方的2.5公里处，即杨家岭。
此处为明朝工部尚书杨兆祖的祠堂，杨氏祖先的墓地亦坐落于此，故称为杨家陵。自中共中央进驻以来，于1939年将其更名为杨家岭。该地四面环抱高山，中央仅有一道狭窄的山沟，位置颇为隐蔽。在此，中共中央陆续修建了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以及14孔石窑洞、19孔接口石窑洞，以及超过100间的瓦房。此外，还在山腰开挖了100余孔土窑洞。
杨家岭作为中共中央的驻地，设有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农村工作部、政治研究室、财经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以及中央书记处等重要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杰出的中央领导人均在此地安家。
1938年11月至1943年初，毛泽东先生寓居于杨家岭，期间，院落之中设有三孔石窑，既用作办公室亦为卧室。在杨家岭，毛泽东先生挥毫泼墨，创作了大量著作，其中《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四十篇作品，均被收录进《毛泽东选集》。
1940年岁末，毛泽东于杨家岭亲自接见了从战场归来、即将投身党校深造的部分干部。他意味深长地表示：延安的窑洞，是革命精神的象征，其中蕴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在此，毛泽东同志不仅指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还领导了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那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著名题词，便是在杨家岭的住处所书。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主席以身作则，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一同享用小米饭，身着粗布衣衫。他的衣装上，常常可见大片的补丁。
1946年8月16日的午后，毛泽东于杨家岭14孔石窑洞前的一棵树下，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面对当时美国支持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内战的局势，在对话中，毛泽东揭示了美帝国主义及所有反动势力的腐朽内核，并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皆不过纸老虎耳。”
在中央大礼堂的后方，毛泽东开辟了一片小片土地，将其打造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核心劳动基地。他本人亲临这片土地进行耕作，种植了各式蔬菜，时常将这些新鲜蔬果分发给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以及边区的劳动模范，以供他们品鉴。
1940年5月至1941年春季，朱德将军在杨家岭的住所内，院落中坐落着四孔接口石窑，这些窑洞兼具办公与居住之用。他携手毛泽东同志，共同引领了延安整风运动与边区的大规模生产活动。此外，朱德将军亲自奔赴华北战场，与日军展开激烈对抗，同时亦有效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反共攻势。
刘少奇同志于1942年年末至1944年十月间，寓居于杨家岭。在此期间，他在延安完成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撰写，并以此为主题，在马列学院发表了系列讲演。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确立为干部们的必读书籍。
1943年7月至1944年11月初，周恩来在杨家岭安家。院落中设有三孔接口窑洞。7月16日，周恩来与邓颖超自重庆返回延安，次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礼堂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及200余位中央委员出席了这场盛会。同年，中共中央启动了干部审查工作，周恩来力挽狂澜，纠正了康生擅自发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冤假错案。1944年11月，周恩来告别延安，重返重庆，与国民党展开谈判，为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中央大礼堂
中央大礼堂于1939年开始修建，坐落在杨家岭南侧山根下，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协助修建，民工就地打石头、运砖瓦和石灰，于1942年竣工落成。大礼堂分正厅、舞厅、休息室三部分。1943年11月，毛泽东在大礼堂接见和招待了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向代表们做了《组织起来》重要讲话。1944年11月，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的全体干部，教育大家学会两种本领：一种是松树的本领，松树有原则性，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挺拔的；一种是柳树的本领，柳树有灵活性，插到哪里都能活。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中央大礼堂舞厅召开，讨论和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兼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6年11月30日，在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隆重举行了朱德总司令六十寿辰的庆祝活动。
1947年3月，中央大礼堂不幸遭受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破坏。在延安光复之后，该礼堂得以按原貌进行了精心修复。如今，它依旧呈现出七大会场的风貌。主席台上，醒目地悬挂着环形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台上陈列着6面党旗，中央位置分别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侧面画像。礼堂大厅两侧的墙上，书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口号，而礼堂后方则刻有“同心同德”的标语。在大厅两侧，挂有24面党旗，这一数字象征着党自成立以来已走过24年的光辉历程。三角木座上的英文“V”字，寓意着胜利的象征。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39年秋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修建工程正式启动。历经两年，至1941年，该办公楼终于完工。这是一座三层高的办公楼，其独特造型宛如飞机，因此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飞机楼”。一层的西侧是一间宽敞的大屋，这里既是会议室，也是中央领导人的用餐之地。东侧同样有一座大屋，最初用作中央作战研究室，后来则转型为中央图书馆。位于中间的房屋则是党总支办公室与党委政策研究室的所在地。二层主要为办公室，其中一间宽敞的大屋被用作厅务会议室。而三层则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室，诸多重要议题在此讨论并通过。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于中央办公楼一楼饭厅举办了一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文艺工作者超过90位，其中包括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此次座谈会历经三次大会：首场会议于5月2日下午举行，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次日下午，5月8日，大会进入讨论环节，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亲临现场，倾听与会者的发言；最后，5月23日下午，在讨论环节结束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全体与会人员在办公厅门口合影留念。会上，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当天，毛泽东情绪高涨，讲话一直持续至深夜才结束。
1947年初，蒋介石集结其精锐部队，胡宗南指挥下的二十余万大军，蓄势待发，意图进攻陕甘宁边区，战事一触即发。
毛泽东深谙延安地势险峻，山峦叠嶂，峡谷纵横，既宜于隐蔽潜踪，又便于灵活机动。此地理优势，不仅可制约敌方主力，还能有效削弱敌人战斗力，有力支援全国各战场的斗争。为诱使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进攻延安，并向其证实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确实身处延安，毛泽东下令大肆庆祝徐特立七十寿辰，并由新华社向全国电台及报纸广泛传播此消息。果然，此消息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得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行踪后，蒋介石最终下定决心，命胡宗南对延安发起攻势。此一巧妙的策略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不仅调动了敌军兵力，更成功牵制了胡宗南的主力，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援。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集结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邓宝珊等部共计34个整编旅，兵力高达25万人，向延安发起了侵略。彼时，敌我实力对比悬殊，胡宗南嚣张至极，狂妄宣称：“三天之内攻克延安城，一个月内彻底解决陕北问题。”
3月10日，胡宗南部集结了15个旅，共计14万人，于洛川与宜川两地完成部署。翌日13日，该部对延安展开攻势。国民党空军出动94架次轰炸机，对延安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首日便投下了59吨炸弹。彭德怀调遣新四旅十六团负责保卫延安机场。与此同时，胡宗南部旗下12个旅，约8万余人，向西北野战兵团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边区教导旅与警备第7团在超过50公里宽的战线上，英勇抗击来犯之敌。延属军分区的民兵与游击队则积极布设地雷，破坏道路，展开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
当日，中央政府及边区各机关、院校与民众组织纷纷撤离，延安城内秩序井然地进行了转移。
当日的黄昏时分，延安城内枪炮声此起彼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们依旧镇定自若，从杨家岭安全撤离，朝着延川与清涧的方向继续转移。
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是否坚守陕北，以及工作策略的选择，关乎全国革命战略的核心。3月26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在任家山展开了一场深入的讨论。经过充分探讨，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即中共中央应继续驻守陕甘宁边区，同时，中央机关需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将渡过黄河，前往华北，以履行中央交付的使命。经过深思熟虑，与会同志均赞同中共中央坚守陕北的决策。
毛泽东细致地权衡了众人的意见，他指出，中央并非全员聚集于此，我们应当明确分工，设立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央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后方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将前往晋察冀的河北平山县，负责处理中央交托的任务；前敌委员会则留守陕北，代表中央领导陕北及全国的解放战争；后方委员会则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的后勤保障，以及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安置工作。经过集思广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计划：总司令朱德与政治部主任（即刘少奇）相配合，我与参谋长（即周恩来）共同协作；如此一来，既构成了政治领导核心，又兼顾了军事指挥团队，可谓是双管齐下。我和恩来将留在陕北，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将前往西柏坡，弼时同志则与我们同行。众人对此表示赞同。当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机关依旧位于陕北。
中共中央（即前委）对应亚洲部，毛泽东的代号为李德胜，周恩来为胡必成，任弼时为史林，陆定一则为郑位。当日午后，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乘坐汽车离开了枣林则沟，前往绥德的田庄。抵达田庄后，刘少奇、朱德等人与毛泽东、任弼时等人进行了告别，随后他们启程前往河北；而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等则骑马向西方进发。以毛泽东为领头的中央前委因而被称作“马背上的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