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相与自民党相继出手，要求中方在薛剑发文的问题上采取适当性动感，否则就要采取措施。这很显然已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摩擦，而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其目的在于为日本国内的右翼政治需要与对美对华战略定位制造借口。
事情起因，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把“台湾有事”与“存亡危机事态”直接挂钩，暗示在特定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武力干涉。
此言一出，触及中方核心底线。所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随即在社交平台上作出回应，日本则借此上纲上线，引发两国外交纷争。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近日公开要求中方“采取适当行动”，自民党外交小组更是通过一项决议，称若中方不作出回应，就将采取驱逐等坚决措施。
表面上看，日本是在维护“外交体面”，但事情显然不会这么简单。
首先，日本不愿“退步认错”，比如高市早苗就表示不会收回涉台错误表述的的根本原因，主要来自日本国内政治的算计与外部安全环境的裹挟。高市早苗属于日本政坛的右翼强硬派，她近年来频繁以“国家正常化”、“修宪扩军”为旗号争取支持。把“台湾有事”包装为“日本存亡”的问题，恰恰为推动集体自卫权与军力正规化提供便利借口。
对自民党内部而言，在国民安全议题上示强，能够凝聚保守选民并削弱温和派的政治空间。在对美关系日益紧密的现实下，顺着美国的印太策略方向走、在对华问题上展示高姿态，也是一种向盟友表忠的政治操作。
换句话说，日本此刻既要“向国内交代”，也要“向美国示好”，因此软下来的空间非常有限，算是骑虎难下的一种主动选择。
其次，日本对薛剑的强烈反应，并非只为一名外交官的言辞，而是企图把单一事件放大为对华施压的整体策略。把某位外官员的回应定义为所谓“侮辱”，并以驱逐相威胁，不只是要赢得日本国内舆论，还希望借此在国际场域塑造“中方不守外交规则”的政治叙事，进而争取更多西方舆论支持。
这是一种典型的议题设置手法，先把事件道德化、公众化，再把外交问题政治化，从而把对方逼入必须“示弱回应”的境地。日本政界显然低估了中方态度坚定性，也高估了西方能给予的政治回报。
特朗普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表态支持她的事实，证明了，把双边重大政治问题交织在外交人员个别言论上，既不高明，也不可靠。
第三，日本的焦虑还来自于现实的战略困境。对华经贸互依与对美安全依赖同时存在，使得东京在对华政策上既想强硬又不得不谨慎。对外表态上，日本可以用“价值与规则”的话语去指责中国，但在关键的经济层面，日企与日常民生都与中国市场有着极深的联系。
高市早苗的言论虽然能在国会赢得短期关注，却可能招致中方在经贸与安全领域的强烈反制，从而损及日本长远利益。
于是，面对舆论与现实利益的双重撕扯，日本不得不上演“强硬表演加事后降温”的双轨操作，先以高声调博取政治收益，再在外交层面寻找“缓冲口子”，以尽量减少实际代价。这种策略表面上看似强硬，实则反映出东京的战略焦虑与自我矛盾。
那么，日本为何对薛剑如此“气急败坏”，甚至不惜多方出面施压？背后有三重目的。其一，是遏制舆论扩散。日方担忧，若不对薛剑的言辞做出强烈回应，国内右翼对华指责的合法性会被削弱，国会与民众舆论场可能向更复杂的方向演变。
其二，是制造外交先例。一旦把驻外官员的言论作为驱逐理由被广泛接受，那么未来日方在对付他们认为越线的外国官员时，便有了更高的操作空间。
其三，是借机转移国内视线。日本面临少子化、经济停滞、政党内部分裂等诸多问题，通过对外制造议题可以短时间内集中社会关注、稳固政治版面。
这些目的加在一起，构成了日方对中方强硬施压的实际动因。
面对这种外在施压，中方有着明确而坚定的应对逻辑。首先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与国家主权的底线，任何涉及台海的外部干预都不会被容忍。中方在公开场合一再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暗示外力介入的言论都构成严重挑衅，并将引发坚决回应。
其次，中方在应对中，一直保持着极好的施压节奏，比如这几天中方的回应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态度逐渐变得更加强硬，语气也变得坚决，开始是要求日方坚守一个中国政策，如今则已变成玩火者必自焚、日本若干涉将会被视为侵略，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最后，玩火者必自焚，这句话不是空话，而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沉重教训；希望日本能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毕竟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击败一切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