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2到巴拉科特：印度“大国叙事”的起伏与镜像
新德里深夜的电台曾传来刺耳消息。1962年冬，边境失利，防长克里希纳·梅农引咎而去，公共舆论称之为“国耻”。印度战略共同体元老苏布拉马尼亚的评语流传甚广：“1962，是印度安全观的第一次惊醒。”
然而“国运被打掉”的恒言经不起史实。仅九年后，1971年印巴战争在东线迅速决战，孟加拉国诞生。陆军总参谋长萨姆·马奈克肖面对总理英迪拉·甘地只说了一句：“给我时间与权力，我保胜。”
“大国”想象并不始自今日。1947年尼赫鲁在制宪会议上宣告：“当世界沉睡，印度将醒来，于生命与自由中。”随后是核计划与两次试验（1974“微笑的佛陀”、1998“沙克提”），也是不平衡现代化的展开。
冷战之后的1991年改革瓦解许可证制度，服务业先行，软件与外包崛起。但制造业比重偏低、就业吸纳不足的结构性问题顽固存在。产业政策从“印度制造”转向PLI（生产链激励），试图补课。
2019年巴拉科特—克什米尔危机的短暂空战，把镜头推近。印军一架MiG-21被击落，飞行员阿比纳丹被俘后归还；印方称击落一架F-16，巴方与第三方报道存异。印度空军发言人强调“有确凿证据”，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则放话：“我们不寻求升级。”
这不是改变力量格局的战役，却暴露现代空战体系的门槛：预警指挥、电子战、联合作战与舆论管控。与其用“降维打击”的喧哗，不如直面训练与后勤的细账。
区域竞争更见复杂。尼泊尔对2015年边境梗阻记忆未淡；马尔代夫“India Out”之后要求撤出军援人员；斯里兰卡在债务与动荡中多边平衡；与孟加拉国则在互联互通与边境管理上累积共识。南亚已非单极结构。
对外则呈双轨：美印在防务与科技上走深（iCET、F414发动机合研、MQ-9B采购），贸易摩擦并存（GSP待遇取消、钢铝关税争端）。外资流入并未“清零”，在全球高利率周期趋缓，印度以关税与补贴稳住电子、光伏与汽车链条。
海空军硬件并不空白：维克兰特号入列，阵风与LCA成军，导弹测评常态化；但审计报告提示备件保障与飞行小时不足。真正的门槛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弹药工业化产能与动员制度的现代化。
回看七十余年，印度的“大国叙事”多次被战场校正，也多次被战场提振。把一次空战等同“国运再败”，更像情绪，而非史实。关键在于：制度能力、产业基础与邻国关系，能否承载雄心。
拉玛钱德拉·古哈有句评语：“印度同时活在多重时间里。”这或许也是未来十年的注脚。读者若有家族口述、旧照或地方档案，涉及1962、1971、卡吉尔或2019边境危机，欢迎提供线索，共同补齐这段南亚记忆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