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超越血缘的亲情，像一束温暖的光，在动荡的年代里照亮了五十多年的岁月。
1939年初夏，成都一个普通人家，一个头上绑着纱布的少年匆忙推门进来。他刚满11岁，名字叫李鹏。有人告诉他家里来了客人，他赶紧赶回来。
屋里，一位中年妇女正说着话。她就是邓颖超。她看见李鹏进来，立刻停下，笑着走上前去拥抱他：“兰兰，你都长这么高啦！”
“兰兰”这个听起来像女孩子的名字，背后藏着一段感人的姐妹情。李鹏的三姨赵世兰一辈子没有结婚。李鹏的妈妈赵君陶曾跟姐姐说：“我不管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取名叫‘兰兰’，这样我们姐妹俩永远不忘彼此。”
就是这声亲切的“兰兰”，开始了李鹏和周恩来、邓颖超之间一段特别的缘分。
李鹏出生在1928年，当时在上海。他的爸爸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人物，当过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秘书长。他的妈妈赵君陶是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妹妹，也跟着投身革命。
美好的日子过得很快。1931年9月，李硕勋在海南主持开会时，被叛徒出卖，抓走了。不久就牺牲了，那时他才28岁，李鹏才3岁。
李鹏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爸爸被抓后，在牢里受了敌人严刑拷打。一个后来被救出来的同志说过，敌人对爸爸用了各种残酷的办法，甚至把他的两条腿都打断了。
爸爸去世后，赵君陶带着年幼的李鹏和女儿李琼，先去了香港，然后回到四川成都娘家住。这一住就是七年。
1938年底，赵君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好多年，突然接到一个秘密消息：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要来接她们母子去重庆。为了不暴露身份，邓颖超先安排赵君陶去了重庆，让李鹏先暂时留在成都外婆家。
周恩来听说李鹏被留在了成都，就有点埋怨邓颖超：“你怎么能忍心把他一个人丢在成都？快想办法把孩子接过来。”邓颖超回答说：“‘大胡子’（指周恩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孩子接来的。”
到了重庆，邓颖超把李鹏安顿在了曾家岩的周公馆。那时候周恩来去了延安，邓颖超就让李鹏住进了自己的房间，大家一起吃饭、一起生活。
在重庆，李鹏第一次接触到水力发电。一位叫吴震寰的叔叔，从法国学了水电工程回来，给李鹏讲了很多水电的知识。李鹏听着听着，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水力发电，真没想到，后来这竟成了我一辈子都想做的事业。”
1940年秋天，李鹏第一次见到了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在周公馆，周恩来看到李鹏很高兴，对邓颖超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来越像他爸爸硕勋了。”
细心的周恩来注意到李鹏有点驼背，就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又用拳头锤了锤，认真地告诉他：“可不能驼背，要挺直了，这样身体才会健康。”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在李鹏心里。他后来写道：“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因为后来到了延安，还有在北京再见到周伯伯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有没有改掉驼背。”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还考察过李鹏的学习。他随便拿起一张《新华日报》，让李鹏读社论，并说出。李鹏读得很顺，重点也得很好。周恩来听了，夸奖了他。不久，曾家岩就传开了：“育才学校有个小孩，这么小就能说出马列主义的道理。”
1941年2月，李鹏被送到了延安，那里是革命的中心。他先后在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延安大学中学部和延安中学学习。在延安这片革命热土上，李鹏度过了五年难忘的日子，他从一个少年长成了一个青年，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李鹏和周恩来、邓颖超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有两件事，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一次，李鹏在周恩来家看到一本《唐吉诃德》，看了随手放下了，没放回原处。后来周恩来问起这本书，李鹏有点委屈地说自己没拿。书找到了，周恩来对李鹏说：“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把书放回原来的地方，害得我一时找不到。”这件事让李鹏明白了周恩来做事多么严谨、有条理。
还有一件事是，李鹏经常看到周恩来接待从外面来的人。那时候延安还在搞“审干运动”，很多人都还在被审查。周恩来总是热情地接待来访者，认真地做记录，然后把事情的情况说清楚。李鹏觉得，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于平反那些不该有的冤假错案，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延安，李鹏还有机会跟毛泽东聊天。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鹏，看《三国演义》最佩服里面哪个人。李鹏脱口而出：“曹操。”他解释说：“曹操能团结干部。”他还举了例子：官渡之战后，曹操搜出了部下和袁绍私通的书信，但他没有惩罚这些人，而是当着大家的面把信烧了，这样，大家都更忠心于他了。毛泽东听了，点了点头，对旁边的陈云说：“这个孩子了不起，要好好培养，以后他一定会是个有才华的人。”
李鹏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说清楚了一件事，就是有些人说的，他被周恩来收养成了养子。他说：“有人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对的。因为周总理和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也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孩子。我们都叫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李鹏明确表示：“周总理、邓妈妈和我，就是老同志和烈士后代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他和周恩来夫妇的交往情况也不一样。“我在重庆和延安时，见他们的机会比较多。后来我回国到东北工作，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关爱过的烈士后代，可不止李鹏一个人。据周恩来最亲的侄女周秉德说，他们真正收下的干女儿只有三个。她们分别是谌曼里、叶扬眉和孙维世。不幸的是，这三位干女儿都英年早逝，让邓颖超非常伤感，她说：“凡是认了我们做女儿的，都死得很惨。”
和李鹏情况类似的，还有李湄。她是李少石和廖梦醒的独生女。李少石曾是周恩来的秘书，1945年在重庆被国民党士兵枪杀。1949年，周恩来亲自给李湄写信，关心她的工作和学习安排。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周恩来和邓颖超对烈士子女的关心，是普遍性的，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他们把对革命战友的思念，化作了对下一代的爱，创造了一个充满温情的革命大家庭。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派干部和学生去东北。李鹏也在其中。
1947年，李鹏到了哈尔滨工作。后来，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他被送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力发电系，李鹏认真学习，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6月，周恩来去丰满发电厂视察，发现李鹏不在，就特意问：“李鹏怎么没来？”得知李鹏已经调到东北电管局工作后，周恩来就请李鹏和他的妻子朱琳到宾馆见面。
周恩来对李鹏的关心，是有原则的，不是一味地溺爱。1966年，周恩来考虑把李鹏调到北京供电局工作。一开始，他还担心：“他太年轻了，行不行？”直到刘澜波解释说李鹏已经38岁了，有11年的工作经验，是东北地区选拔出来的后备干部，周恩来才同意了这个任命。
甚至在1970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还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李鹏，问他有没有“洋教条”的思想，有没有对工人“管卡压”的现象。李鹏一开始以为这是批评他，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总理对你的关心”，甚至是“让你出来工作”的信号。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把更多的爱给了革命战友的孩子们。这种不是亲人，却比亲人更亲的关系，见证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1992年7月10日晚上8点多，李鹏和夫人朱琳去医院看望病重的邓颖超。工作人员赵炜在她耳边说了什么，邓颖超用微弱而沙哑的声音，说出了两个字：“李鹏……”这是邓颖超去世前说的最后两个字，可见她对李鹏的感情，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邓颖超去世后，李鹏夫妇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痛悼敬爱的邓妈妈”。落款是“李鹏、朱琳敬挽”。李鹏还跟着灵车，一直送到了八宝山，参加了最后的告别仪式。
李鹏在回忆录里深情地写道：“我和他们的交往情况，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每年我去北京开会，我常常会通过周总理的秘书提出想见他们的要求，一般都能见到。不过因为周总理工作太忙，见到他的机会少一些，见到邓妈妈的机会多一些。”
2019年7月22日，李鹏同志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他的一生，始终用行动实践着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把周恩来总理那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这种革命情谊，比血缘关系更加珍贵。
文摘报：李鹏与周恩来夫妇的交往 2014-07-12
新华网：李鹏新书：有人传我是周总理养子 这不正确 2014-06-30
人民网：邓颖超的最后人生：临终前叫"李鹏" 2013-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