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吗？一个人站在投票站门口，耳边全是嘈杂的人声，脚下是滚烫的地面，可她连投票桌在哪儿都找不到。不是她不想投，而是压根没人告诉她该往哪儿走。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2025年3月9日发生在洪都拉斯的真实一幕。
那天是洪都拉斯的初选日，卡特琳·卡尔卡莫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投票中心。她是一位视障人士，眼睛看不清这个世界，但她心里头清楚得很——她要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可到了现场，她整个人都懵了。周围乱糟糟的，有人在聊天，有人在走动，那些声音不但没帮上忙，反而让她更迷糊了。她停在原地，想找找有没有什么盲道标识或者语音提示，结果呢？啥也没有。更让人心寒的是，愣是没一个工作人员主动上来搭把手。
这种被晾在一边的感觉，说真的，换谁谁受得了？
后来她好不容易逮住几个安保人员问路，你猜对方啥反应？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互相嘀咕：“那咱怎么帮她呀？”另一个说：“帮呗。”可那语气里头，透着一股子手足无措。在这个号称民主基石的地方，竟然没人知道怎么接待一个残障公民，这事儿细想想，挺讽刺的。
别以为这是个别现象，实际上这是洪都拉斯选举系统长期忽视残障群体的一个缩影。问题早在走进投票站之前就埋下了：周边道路压根没考虑无障碍设计，指示牌约等于没有，站里走廊堆满杂物，工作人员也没受过相关培训。说白了，从硬件到软件，全是坑。
卡特琳对媒体说了一句话，特别扎心：“他们嘴上说没人拦着我们投票，可投票站既没基础设施，也没懂行的引导员，哪来的平等条件？”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咱们来看看数字。洪都拉斯全国残疾人组织联合会给出的数据是，全国大概有100万残障人士，占总人口的9%。但政府那边的说法呢？人权秘书处说只有37万左右，占3.4%。这俩数字差了快三倍，到底谁说的准？说实话，可能谁都不准，因为官方根本就没建立过针对残障选民的专门登记系统。
记者去问国家选举委员会要数据，得到的回复更绝：“这些数据在各政党手里。”好家伙，选举委员会自己都不掌握这事儿。
那咱们算笔账。洪都拉斯有650万登记选民，按两边的数据推算，残障选民少说二十几万，多的话能有五六十万。这可不是小数目，放在任何选举里都能左右局势。可就是这么大一个群体，在政策执行层面被彻底边缘化了。
更让人揪心的还在后头。
纳尔逊·巴拉霍纳也是视障人士，他还有点微弱的视力，能靠光线和对比度勉强看清东西。可你看看那选票设计得像啥样——细长条的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小格子和符号，对他来说简直跟天书一样。
他跟记者讲了个事儿，听完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投票那天，有个陌生人凑过来，说要帮忙，还特自信地表示“我知道该投谁”，直接就要替他填选票。纳尔逊当然拒绝了，可那人不死心，一路跟着他，全程盯着他投票。
纳尔逊说了句话，我觉得特别有分量：“他差点就替我行使投票权了。我好歹还能看见点，那些完全看不见的人怎么办？”
你品品这话。所谓的“秘密投票”，对残障人士来说根本不存在。没有专业的辅助人员，没有盲文选票，没有适配的投票亭，需要陪同的残障选民压根没法保证自己的投票意愿不被别人干预。这哪是投票，这不成了别人替你做主了吗？
再说说那些投票站的物理环境。Fenopdih的主席卡梅洛·萨拉萨尔本身就是残障人士，他对这事儿太有发言权了。他说，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大部分投票站都建在山坡上，地形本来就崎岖，对坐轮椅的人来说，那不是几级台阶的问题，是根本过不去。
记者实地跑了几个点，去看了首都拉霍亚和埃尔哈托社区的投票站——那些学校和幼儿园在大选时都会启用。结果看到了什么？
乌拉圭共和国学校门口倒是有个坡道，可坡度陡得吓人，还没装扶手，活像个摆设。正门窄得可怜，地面还坑坑洼洼，轮椅使用者看着那几厘米的落差，就跟看一堵墙似的。
赫克托·皮内达·乌加特中学更离谱，校门口只有给车走的陡坡，轮椅根本上不去。想进教室？对不起，还得爬好几级台阶。
罗伯托·阿科斯塔幼儿园就别提了，地方小得可怜，坡道？压根没有这回事。
还有那个何塞·皮内达·戈麦斯学校，门前的路一到雨季就变成泥塘，主入口全是碎石，各楼层之间全是台阶拦路。
萨拉萨尔说得很直接：“国家对残障群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现实是，这份责任一直在被踢皮球。萨拉萨尔批评历届政府在社会政策上朝令夕改，机构今天改个名，明天换个流程，项目刚起步就推倒重来，政策毫无延续性可言。国家机器就像座烂尾楼，始终没法在内部形成对残障群体的统一关照。
“我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被纳入决策考量。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要替我们做决定。”萨拉萨尔这句话，说的是残障群体多年来的心声。
经济压力更是雪上加霜。政府每月给残疾人的补助才2000列姆皮拉，折合人民币也就五百来块，而且不是人人都能领到。以前的政府给过一万，现在缩到五分之一，这钱够干啥的？
萨拉萨尔给记者算了笔账：想去投票，光是往返交通费就要花掉补助的四成。从卡里萨尔到市民中心打个车，单程200列姆皮拉，来回就是400。这还得碰运气，好多司机一看轮椅，直接不停车。
更气人的是，就算你拿着社会发展部发的残疾证，去医院、银行、药房，人家照样不认。“他们说折扣已经算在里头了，实际上根本没有。我们还是付全价，有时候还被人嘲笑。”萨拉萨尔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透着深深的疲惫。
纳尔逊·巴拉霍纳呼吁，不管2026年哪个政党上台，都得拿出点真正的政治诚意，把残障群体当成有血有肉的人来对待，而不是当成政策的包袱。
卡特琳·卡尔卡莫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道出了很多残障人士的心里话：“他们不是不想投票，是因为他们太清楚了，就算费尽千辛万苦走到投票站，等着他们的也不是平等参与的机会，而是另一种羞辱。”
特古西加尔巴那所学校门口，那条没装扶手的坡道还在烈日下晒着。表面看着挺光鲜，可对真正需要它的人来说，那就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当几十万选民因为几级台阶、一张看不懂的选票、或者一笔付不起的车费被挡在民主的门外时，选举结果的代表性就已经被打了折扣。真正的障碍，可能从来不是地形有多复杂，而是制度设计者心里那道看不见的门槛——它在无声无息地筛选着，谁够格当这个国家的“完整公民”。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大家：在你生活的地方，残障人士参与公共事务会遇到类似的困难吗？你觉得怎么做才能真正让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