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蒋介石在无法攻克北满根据地之际，心中已预感到局势不妙。他深知，战场上的胜利是提振士气、给予民众希望的必要手段。于是，他萌生了攻占中共核心地带延安的念头。在3月1日的日记中，他明确指出，此举“对政略与外交均具有极大意义”。蒋介石将这一重任托付给了他最信赖的将领——胡宗南将军。他对胡宗南的信任程度之深，甚至将次子纬国也交托给他。在纬国婚礼上，蒋介石未能亲自出席，胡宗南则承担了“父亲”的角色。
经过数十年的深入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胡宗南的真正身份，与张治中相似，均为黄埔军校出身的红色代理人。回顾1924年，孙中山先生意图在苏联的支持下统一全中国，他请求莫斯科提供资金与师资，共同建立国民党黄埔军校，由蒋介石担任校长一职，周恩来则出任政治部主任。莫斯科不负众望，在军校中巧妙地安插了众多“卧底”。
胡宗南，作为第一期军校的毕业生，在校期间，众人普遍猜测他倾向共产党。这一猜测主要源于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的密切关系，而胡公冕在当时已被公认为共产党员。幸得贺衷寒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为胡宗南辩护，加之他主动发起成立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这才使得他未被视为共产党人。两位胡氏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派遣胡宗南驻守延安南部，胡宗南不时派人前往延安，而派遣的正是胡公冕。如今，中共已正式确认胡公冕为地下党员。
胡宗南与军统首领戴笠私交甚笃。胡宗南的婚事，便是戴笠一手促成。戴笠还曾下令，让军中特务将上报的情报副本转交给胡宗南，由此，无人敢轻易上报对胡宗南的任何怀疑。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自南京紧急电召胡某，旨在部署对延安的进攻。与此同时，毛泽东迅速获知了这一情报，随即果断决策，对延安实施紧急疏散。
三月十八日至十九日，胡宗南部队进驻延安。国民党方面对此大肆宣扬，将其称为一场辉煌的胜利。然而，胡宗南所掌控的，实则不过是一座空荡的城池。
在陕北，毛泽东仅留下了约两万部队，这还不足胡宗南所部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他坚决不允许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支援陕北。面对延安即将陷落的紧张局势，那些心忧忡忡的高级将领们，目睹毛泽东胸有成竹的态度，不禁既感惊讶，又生敬佩之情。
更令人他们与毛周身边的人感到震惊的是，一贯注重安全的毛泽东，在胡宗南军队即将入城的前几个小时才撤离。随着胡军枪声的密集响起，警卫员们屡次催促，他却始终未曾离去。直至最终决定离开，车门为他缓缓打开，司机启动了引擎，再次向他催促，他却仍旧背着手，目光坚定地凝视着延安的象征——宝塔山。
随着国民党枪声在耳边此起彼伏，毛泽东却显得从容不迫，他踏上了北行的路途，乘坐着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那辆吉普车。与他同行的，还有当时的参谋长周恩来以及毛夫人江青。沿途中，毛与周交谈笑语，警卫员形容道：“这哪里像是一场撤退后的行军，简直就如同寻常的旅行一般。”
抵达延安东北方向三十公里处的青化砭，毛泽东示意司机放慢车速，凝神细观四周。蜿蜒的公路依偎在一条狭长的河谷旁，两侧是起伏的黄土大山，经山洪暴雨的冲刷，形成了无数险峻的崖壁和沟壑，实为设伏的绝佳之地。警卫员目睹毛泽东一边仔细观察，一边“情不自禁地点头”，心中不禁感到困惑，不明白他的眼神和动作所蕴含的深意。直至一周之后，他们方才领悟其意。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及其两千九百名官兵，步入了中共精心布下的伏击圈。
四日前，毛在陕北指挥的军队已有两万余人潜伏于青化砭。胡宗南的三十一旅，直至中计的前一日，才由胡宗南亲自下令，前往青化砭。据少将副旅长周贵昌所述，行至青化砭之前，他们便察觉到了伏兵的存在，随即向胡宗南发去了电报。胡宗南的回电却是斥责：“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所应有之气象。你必须依照命令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将以畏缩不前者论罪。”无奈之下，该旅只得硬着头皮前进，最终却被全数歼灭。
此刻，胡部将主力调往安塞一隅，确保其无法驰援青化砭。
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之北的羊马河再次遭遇埋伏，伤亡及俘虏总数高达五千人。正如在青化砭的经历，援军的主力可能因西南方向的高山与峡谷阻隔，而未能及时赶到。
中共的第三场胜利，轻松地拿下了延安北部五十公里处的蟠龙。蟠龙储备了四万余袋面粉、五万余套军服以及大量的武器弹药，它是胡宗南全军的重要补给基地。胡宗南仅派遣了一个团和旅部直属队进行防守，却将驻守该地的两个兵团和七个半旅调往遥远的北方绥德，声称中共的主力部队正驻扎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这两支兵团从蟠龙出发，仅两天后便发现中共的数个旅的大军正向与他们行进方向相反的蟠龙逼近。他们判断“部队不宜继续前进”。然而，胡宗南依旧坚持命令他们“迅速前进至绥德”。五月二日，他们抵达绥德，却只见一座空城。就在这一天，已将蟠龙重重围困的中共军队发起了进攻。
战前数日，蟠龙守军察觉四周密布着众多伏兵。据一六七旅少将副旅长涂健所述：“我们研判解放军主力已集结于蟠龙地区，且意图积极围攻，遂即刻上报胡宗南将军。然而，胡宗南将军在接到报告后，”却“认为我们过分夸大了敌情”。
蟠龙两天后失守，胡宗南在陕北的前进补给站的物资、武器便全部落在中共手里。据胡手下连长徐枕说：由于物资尽失，部队主食靠空投，天气热了，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单军装都因储在蟠龙而落到中共手里。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共军腐尸中脱取布鞋，虽然竭力清洗，依然恶臭扑鼻。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都随蟠龙而失去。‘对战力之损耗，实难以估计。’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布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掌控延安的那段岁月里，胡军频繁调动，却始终未能寻得中共主力的踪迹，反倒是接连陷入伏击，战事愈演愈烈。中共在陕北牢牢占据着大部分土地，毫无忌惮地全力推进土地改革。毛泽东距离延安不过一百五十公里之遥。其随从人数也从最初的八百增至一千四百，其中包括一个骑兵连以及一支规模庞大的电台队伍，他们全天候工作，与苏联及全国各地部队和根据地保持紧密联系。每日，毛泽东都通过电报向全国各战场下达指令。
自确立陕北根据地后，毛泽东首次踏上了自己领土的征程。与长征经历迥异，此番他毅然放弃了担架，亲自步行与骑马，身形越发矫健。在旅途中，厨师精心准备了其钟爱的香肠与辣椒。毛泽东通常不选择在民间住所或餐馆进餐，以免不洁之虞或遭遇暗算。他睡得香甜，甚至无需依赖安眠药物。他兴高采烈地游览山水之间，同时，一支特地从东北赶来的电影摄影队为他捕捉了许多精彩镜头。江青则携带了一台照相机，整日摆弄不已，从此开启了她的摄影生涯。毛泽东的苏联医生不时渡过黄河，从根据地前来为他进行身体检查，随后向斯大林作出汇报。
曾有一度，毛泽东险些遭遇不测。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名为王家湾的村庄里停留了几乎两月时光，与农民同住一室，首次与普通百姓共处一檐之下。他在这里的生活颇为舒适，日间散步、驰骋马背。随着暑气渐盛，警卫人员砍伐数株树木，为他搭建了一座遮阳凉棚，以树枝和树叶巧妙编织，营造出一派乡村风情。毛泽东对此甚感满意，常在黄昏时分于凉棚中小憩，阅读书籍，学习英文，以此自娱。
六月八日，胡宗南麾下的军长刘戡，率领部队突然现身附近。事情的起因是，毛泽东住所附近的一名小学教员成功逃脱，并向刘戡传递了情报，透露村里藏有众多电台。刘戡据此推测，毛泽东可能就在此处。刘戡的突然而至，令毛泽东对周恩来大发雷霆。他们争执不休，讨论着如何应对，以及逃往何方。为了确保安全，唯一的出路是向东，越过黄河进入根据地，那里船只和汽车早已在黄河边等候，日夜待命。然而，路途遥远，他们担心无法逃脱刘戡部下的追捕。无奈之下，毛泽东只能选择向西，向戈壁滩进发。决策既定，村里的居民被召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转移”，意图分散国民党军的注意力。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没法骑马时，专门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跟胡宗南联系要他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发电报的机要人员告诉我们：“他们的行动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他还说：“我们的人员身份，有些直到今天仍未对外公开。”
刘戡果然被调离了。六月十一日的夜晚，他紧随毛的身后，距离之近以至于毛的警卫都能听闻他部下的谈话声，甚至目睹他们的火光。警卫们紧张到了极点，几乎“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捍卫毛的安全时，毛却面带笑容地从窑洞中走出，宣称敌人即将撤退。果不其然，警卫们目瞪口呆地目睹了刘戡的部队沿着山沟疾驰而过，竟未与他们发生一丝一毫的冲突。胡宗南对刘戡下达了严令：“务必于十四日拂晓前，率部集结于保安南的双儿河。”保安曾是毛的旧都，胡宗南宣称“匪军主力”集结于此，刘戡不得不按时抵达，参与所谓的“围剿”。然而，保安依旧是一座空城。毛的随从们对毛的“神机妙算”赞叹不已。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慌中，斯大林接到紧急指令，下令派遣飞机将毛泽东接往苏联。当斯大林于六月十五日回电应允之际，毛泽东已安然无恙。毛泽东向位于黄河东岸的中共领导发出一封语调轻松的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率领的四个旅队曾在我们的驻地以及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地进行了一次游行，民众虽略有损失，但整体并无重大损害。目前，刘军已撤退至延安与保安之间。”毛泽东虽未前往苏联，却下令即刻开始修复黄河畔的飞机场，以防万一。
刘戡不幸命丧于毛之手。翌年二月，胡宗南下达指令，令其率领两师兵力，前往增援被中共军队围困于延安与黄河之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径可选，胡宗南指定刘戡沿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前进。刘戡于二月二十六日接到出发命令。然而，三天前的二月二十三日，彭德怀的部队已在瓦子街布下伏击圈。在视察地形时，彭德怀目睹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壑深狭，遍布丛林，不禁赞叹道：“此地实乃歼敌之天然宝地！”
刘戡所率的先遣队察觉到中共大军的埋伏，遂向胡宗南请示先行击溃伏兵，以“消除翼侧之威胁”。刘戡强调：“若不先行清除这翼侧威胁，即便沿洛宜公路前进，亦难以圆满完成解围使命，反而可能导致解围部队自身陷入险境。”然而，胡宗南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要求该军“按照原定计划，迅速沿洛宜公路前进”。回忆起这段经历，刘戡麾下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表示，胡宗南的命令使得全军上下失望不已，焦虑重重，尽管如此，却也只能无奈接受。在行军过程中，官兵们皆沉默不语。他们明知自己正步向“口袋”，却不得不如此。全军士气跌至谷底，刘戡激愤地对我说：“罢了，战斗结束就好！”经过两日的激战，多名将领不幸阵亡后，刘戡在重围中绝望自戕。
王应尊师长有幸乘夜色脱逃，到西安见到胡宗南。‘他虚伪地表示惋惜，并说什么只有这点部队你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队在您的绥署指挥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增援宜川时，难道您还不知道我二十七师的兵力状况？”王师长在信中继续写道：“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消灭后，胡宗南的集团军心不稳，自不必说，连蒋管区的人们也人心惶惶，尤其是关中地区，局势混乱不堪。”如此一来，陕北战场上国民党彻底覆灭的命运已定。蒋介石原本想通过“收复延安”来提振士气，却不幸被胡宗南一手葬送。
蒋介石于1948年3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道：“此次损失，陕北主力损失逾三分之一。”他明确指出这完全是胡宗南的失职：“宗南疏忽，行事草率”，“重蹈覆辙”。尽管如此，当胡宗南装模作样地提出辞职时，蒋介石以充满感伤的言辞婉拒了他的请求：“宜川之战的失利，不仅是国军剿匪的重大挫折，更是毫无意义的牺牲。良将陨落，全军覆没，悲痛欲绝，情何以堪。该主任似乎不知自责以尽职责，力挽狂澜，却只以辞职查办，并请求来京请罪。此时，肩负重任，局势危急，竟有如此不守职守、不负责任的表现，实非中正所期望于该主任者。”一份草率的调查报告将责任归咎于已故的刘戡。国民党秉持着官官相护的旧习，而众所周知，胡宗南是蒋介石宠爱有加的宠儿。
蒋介石对胡宗南的过错与败绩展现出了他用人之道与决策力的一面。他个性刚烈，对心悦之人信任不疑，即便面临天大的危机也鼎力相助。他的执着导致其错失改过自新的良机。胡宗南虽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却依然允许他调动其他地区的部队支援陕北，从而使得毛泽东得以吞噬。美国主要军事顾问巴尔曾指出，胡宗南“说服”蒋介石“持续向其战场增兵”，这导致了国民党在华东战场的灾难性后果，华东地区的重大损失便是“兵力西调”的直接恶果。而西调的兵力要么无效，要么同样遭受了灭顶之灾。
一年后，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北启程，向东渡过黄河。当日，渡口河滩的山坡上挤满了前来送行的民众。在登船之前，毛泽东还与当地的区镇干部逐一握手道别。这种前所未有的开放透明，意在表明他并非悄然离去，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仅仅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失了十余万兵力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延安。对于中共的胜利，毛泽东并未大肆宣扬。师哲回忆道：“我曾以为毛主席会发电报庆祝，便在一旁等候，准备执行任务，然而并未如此。”显然，毛泽东不希望招致胡宗南过多的责难，以免蒋介石真的因此撤去他的职务。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连同美国援蒋武器的三分之一。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弹劾因蒋介石的庇护而失败。之后，蒋还派胡主持‘反攻大陆’的工程，包括派人潜入大陆。这些人都一一落入中共的罗网。胡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 ‘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会不会是蒋介石猜到了，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胡宗南的周围潜藏着一些中共情报人员，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熊向晖。然而，熊向晖等人并非决策者，他们无法下达一系列具体的指令，因此胡宗南的军队屡遭重创。实际上，熊向晖早在1947年5月21日便已脱离了胡宗南的麾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