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多次提出希望让冯钦哉出任适当的职务，借以继续发挥他的作用，将其经验与能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冯钦哉对这一提议并未动心，他坦然表示：“忠臣不事二主，我心已定。”人们常常疑惑，身为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推动者，冯钦哉为何最终选择坚守与蒋介石间的旧有立场，而未接受新的安排？
追溯冯钦哉的早年，他早早便目睹了清朝末年社会的积弊和民众所受压迫，这段经历让他对推翻陈腐政权、重塑民族信心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年方二十时，在同窗引荐下，他加入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员后，他便全身心投身于反清运动，为革命目标积极奔走。
怀揣理想主义之热情，冯钦哉毅然回乡组建武装，积极筹备参与太原起义。起义爆发时，他所率队伍与守军短兵相接，表现出不俗的勇气和指挥才能。由此，他不仅赢得了同乡的推崇，更逐渐在太原一带确立了自己的革命领袖身份。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令冯钦哉深感失望与愤怒。他再度踏上家乡热土，整合兵力，响应孙中山提出的讨袁号召，继续追求民主与自由社会的理想。尽管面对北洋军阀的实力压制，最终不得不选择撤退，但冯钦哉对新秩序的向往没有动摇。
此后，冯钦哉投身西北军，在杨虎城麾下成为重要将领。他在1927年西安保卫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率部坚守阵地，有效遏制了外部攻势，为西北局势的稳定发挥了积极影响。北伐期间，他紧随杨虎城南征北战，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冯钦哉在与北洋军及其他敌对势力的较量中屡建战功，使北方战局得以推进。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携张学良联手试图借扣蒋介石以求促成抗日统一战线。此时的冯钦哉身陷两难：既是杨虎城亲信，同时也清楚意识到蒋介石对国民党及全国稳定的重要性。面对此情，他深感抉择之艰。在接到防守潼关、阻挡中央军进攻的命令后，冯钦哉却选择拒绝参战，并明确声明不站队于任何一方。他这一举动令杨虎城惊愕，却也为局势缓和创造了特殊条件。事实上，正因他未为张杨两家提供军事支持，使中央军与事变方之间未出现大规模冲突，从而为和平解决争端铺平道路。
在此过程中，冯钦哉还努力通过书函等方式与南京方面沟通，一方面阐明个人立场，另一方面劝解有关各方通过协商而非武力手段化解分歧。他认为，无论蒋介石的政策是否理想，在抗日战争的关头，国家统一至关重要。而他的劝和与回避直接冲突，也客观上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这一系列做法为冯钦哉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虽然他未直接支持西安事变，但其冷静和坚守原则，使蒋对其信任有增无减。事变过后，蒋介石授予冯钦哉更大权力，将其部队扩充为第十四集团军，地位日益巩固。
但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已近尾声，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面对大势所趋，冯钦哉清楚再战无益。即便如此，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始终未变。此时，他与傅作义展开频繁联系。两人同在战场上有过共事，又都是具备影响力的军中人物。冯钦哉意识到，傅作义已对继续内战产生疑虑，于是劝导后者以和平方式实现北平解放，着力避免华北地区的惨烈冲突。
这一举措虽引发部分国民党高层的不满，被解读为背叛，但冯钦哉坚定不移。他坚信，止战谋和符合国家利益，高于对个别政权或个人的绝对效忠。他将国家与民族的整体福祉置于个人立场之上，这是一种不同于狭隘党派之忠的更高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希望冯钦哉能够留任，继续服务国家。冯钦哉却婉拒了所有职务安排。他虽然在动荡的关键节点背离了蒋介石阵营，却只是在坚守自己的信条。冯钦哉自认，与其说是对权力或地位的追逐，不如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忠于自己对“忠臣”内涵的理解。
冯钦哉素来推崇明末清初高士傅青主（傅山）。傅山文艺俱佳，也以刚正不阿、坚韧不移著称，他宁为遗民，拒不仕清。冯钦哉自青年时期起就被傅山的精神所感召，深信真正的忠臣应自守节操，绝不随波逐流。冯钦哉的“傅青主情结”，可以说一直影响着他对人生选择和处世方式的判断。
本着这种坚定的信仰，冯钦哉最终没有接受毛主席的工作安排。无论外界如何评论他的决定，他坚持认为，自己绝不可因时代变迁而轻易转换忠诚对象。这番举动虽引来争议，却也表明了他矢志不改的品格。
告别政治舞台的冯钦哉选择归隐田园，回乡养鸡、远离尘嚣，用另一种方式书写了人生的后半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