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大革命遭受挫败之际，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其首个红色根据地，即毛主席所缔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因毛主席引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攀登井冈山，方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令人费解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被誉为我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但实则并非红军最大的根据地。
实际上，包括后来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本身及中央苏区的设立，并非源自井冈山根据地的扩展，而是在毛主席领导红四军撤离井冈山之后，于闽西及赣南地区所创建的。
既然井冈山是首个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为何不在此地继续扩大影响力，反而带领主力部队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和闽西地区呢？
井冈山，作为我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其重要性无论在现实价值还是政治层面都无可比拟。若条件允许，红军自当矢志不渝地捍卫并不断巩固、壮大井冈山这一革命堡垒。
残酷的事实不容忽视。自1929年1月起，井冈山根据地经历两次围剿的挫败后，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重整旗鼓，集结了六个旅的精锐兵力，兵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围剿。此次会剿，敌军兵力逾三万，相较之下，红军兵力仅为敌军十分之一，形成了明显的兵力悬殊，敌军占据了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仅在连番的战斗中显得疲惫不堪，更在不断的迁徙与转战中，因后勤补给不足，红军的境况愈发严峻。
彼时，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攀登井冈山之际，曾深情回忆道：
当时，红四军尚且身着草鞋、单薄衣衫，冬季的衣物尚未解决，盐巴供应紧张，每日仅有的三分钱伙食也难以维系。
在这种局势下，红军迫切需求休养生息及补给物资的补充，但残酷的现实却剥夺了红军应有的休整时光。鉴于此，若红军继续坚守以井冈山为核心的湘赣边区根据地，与拥有绝对兵力优势的敌军交战，即便能够取得胜利，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此，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以及红五军军委共同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现状，并最终达成共识：针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我军将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策略。
紧接着，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率领红四军主力，兵力达3600余人，挥师赣南，意图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一举突破敌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而且，在毛主席与朱德率领主力部队撤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这不仅将显著缓解当地民众的负担，而且还有助于在白色区域内打击土豪劣绅，从而有效缓解我们自身所面临的严峻经济困境。
自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亦不容忽视，会议亦作出决议，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五军主力以及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负责留守井冈山。
在会议落幕之际，1929年1月14日，毛主席与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名英勇战士，告别井冈山，踏上征程，转战赣南及闽西地区。
自毛主席率领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直至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建立，朱毛红军历经转战共计106日。在这106个日夜中，朱毛红军踏足24个县域，行程累计逾千里。
初离井冈山之际，朱毛红军满怀信心，但抵达赣南闽西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红四军不禁感到震惊。此地群山环抱，环境颇为恶劣，而党组织在当地民众中的基础，亦远未如预期那般坚实。
诸多场合，红军队伍难以寻觅一位向导。加之国民党的围剿与追击，朱毛红军在撤离井冈山后，接连遭遇了两次险峻的危机。
尤其是在寻乌圳下村，红军面临国民党强大兵力的重重包围，军部几近溃散。幸而红四军英勇将士凭借卓越的山地作战技巧，巧妙地利用村庄周边的险峻地形，成功抵御了国民党军队的猛攻，得以化险为夷。
在经历了一次次险象环生的突围，成功摆脱敌人的重重包围之后，一小部分人对于红军的未来开始感到迷茫，甚至有人在此刻提出了分兵散伙的建议。
对于这一观念，毛主席在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警示：若是分崩离析，部队便再难重聚。鉴于此，他提出，应依照既定计划，重新寻找东固红军，先行站稳脚跟。
会议已明确规定了前往东固的行进路径，此路线正是出自毛主席的提议：沿赣闽边陲地带前行，途经会昌、瑞金、宁都、兴国等地，最终抵达吉安东固。
紧接着，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红四军抵达了瑞金县南部的武阳镇。正是在这里，红四军迎来了转机，他们成功招募了一位当地向导。
而且，这位向导正是瑞金地下党一名党员的亲属，因此，怀揣着对共产党的忠诚，他凭借着对当地地形如指掌的熟悉，引领红四军巧妙翻越群山，绕过瑞金县城，沿捷径直抵县城北郊的大柏地。
此举不仅显著缩减了红四军的行军路程，更将国民党追兵甩出了半天行程，为红四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光。
朱毛红军于1929年2月9日抵达瑞金大柏地，适逢农历除夕之夜，紧接着便是家人欢聚一堂的春节佳节。
鉴于这是我国人民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加之向导精准的指引，我军已成功与追兵拉开了距离，毛主席遂决定，在大柏地休憩一日。
在这难得的休整之际，毛主席与朱德同志重新召集了前委紧急扩大会议。通过对周边环境的详尽调研，他们发现大柏地位于山峦环抱的峡谷之中，该峡谷狭长绵延，长达五公里。峡谷两侧峰峦起伏，丛林密布，形成了一片幽深静谧的自然林带。在山坳的沟底，仅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蜿蜒前行，这里堪称理想的伏击战宝地。
面对敌人的连续追击与连串挫败，红四军战士们心中积聚了满腔怒火，求战之心愈发强烈。在此形势下，毛主席与朱德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发起一场伏击战，以期一举击溃追兵，扭转战局的不利态势。
而且，当时采取伏击战术的一大优势在于，对红四军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系刘士毅所率领的第15旅。这支部队曾是红军的宿敌，尽管人数上占有优势，却因兵骄将惰，且被视为不受重视的杂牌军，实则并非一支实力强劲的部队。加之伏击战选择在新年期间，这一时间点完全出乎敌军预料，因此，此役的胜算极大。
坚定地确立了在原地设置伏击战策略之后，毛主席与朱德随即展开部署：红四军第28团、第31团，以及军部的特务营与独立营，分别潜伏于山坳两侧的密林之中。28团第2营担负起前沿警戒任务，同时巧妙地引导敌人步入预设的伏击圈中。
尽管部队已下定决心展开一场伏击战，却仍遭遇诸多紧迫难题。在撤离井冈山之前，红四军便已陷入粮食与盐分短缺的困境，冬季时甚至只能身着单衣。经过千里跋涉与敌人的追击堵截，未曾有任何喘息之机的红四军愈发疲惫不堪。
加之持续行军，红军战士们严谨遵守纪律，因而屡次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此次抵达大柏地，众多红军战士仍腹中空空。
据此，在伏击计划确定后，有同志提议，为了打好伏击战，务必确保战士们吃得饱、住得舒适。何况今年正值大年三十，让大家欢度一个愉快的除夕佳节，实属必要。
这一提议无疑赢得了众人的赞同，然而，当军需处长宋裕和试图在周边向村民借粮时，却惊讶地发现大柏地村竟无一人。更令人称奇的是，尽管各家各户均无人踪迹，但每家每户的粮仓却满载着粮食，甚至还有蔬菜和肉类，丰盛程度令人咋舌。
这是为何？实则与除夕之夜的习俗紧密相连。在中国最为传统和盛大的春节佳节中，即使是家境贫寒的农民，也会想方设法为家人购买年货，以此犒赏自己。
家家户户均已置办好迎接新年的物资，家境较优者更是添置了鸡鸭鱼肉和美酒。这恰好解释了宋裕为何在向村民借粮时发现每家都有粮食，甚至还有肉的现象。然而，为何村民们并未在家中？
这就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有关了，早在红军未到来之前，国民党就开始在赣南、闽西等地大肆污蔑红军和共产党，他们宣称红军会到处杀人放火，共产党会“共产共妻”。
面对国民党的此类宣传，对于情势不甚明了的普通民众，秉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纷纷提前避难于山林之中。
当地民众饱受土匪与官兵的侵扰之苦，在尚未真正认识红军之前，他们基于过往的遭遇，自然而然地以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乃至土匪并无二致。
鉴于红军队伍的迅速到来，百姓们未能及时得知消息，只得匆忙丢弃家中一切，仓皇逃往山间。于是，各家各户的粮食，以及鸡鸭鱼肉，均未及收拾整理。
得知家家户户无人之际，宋裕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鉴于红军严守“不取百姓一丝一缕”的纪律，尽管这些粮食看似易得，红军自当恪守原则，不可擅自取用。
然而，他亦需着眼于红军当前的实际状况。大年三十之夜，众多红军战士腹中空空，更不容忽视的是，翌日即将迎来一场至关重要的伏击战。
宋裕和将此情报告知军长朱德及党代表毛泽东，经二人商议后，最终作出决议：部队可借用百姓的物资以充饥，然必须留下借条，承诺日后归还。
终于，红四军的战士们得以品尝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不仅饱餐一顿，而且食之甚美。餐后，他们在村中安享了一夜的舒适睡眠，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佳节。
翌日晨曦初露，正值新春佳节之际，红四军各支部队依循预定部署，悄无声息地占据了伏击阵地。至午时二刻，国民党追击部队的前锋部队步入我军预设的陷阱，随即与红军的警戒部队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翌日，肩负诱敌重任的红四军28团二营在战斗中且战且退，佯装败北，巧妙地将敌军引向预设的山谷陷阱。至此，敌军主力悉数落入了他们精心布下的包围圈。
随着敌军主力尽数落入了包围圈，红四军伏击部队随即发起了全面攻势。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混乱瞬间蔓延开来。中午时分，战斗宣告胜利结束。
在口袋阵中，国民党所派遣的两个团追兵悉数被全歼。此役中，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共计300余人被击毙或受伤，另有800余人被俘。与此同时，红四军缴获了超过800支枪械。当时，指挥这两个团追兵的国民党团长亦被俘，但他巧妙地隐藏身份，并未在俘虏群中显露，最终得以侥幸逃脱。
大柏地伏击战的胜利，不仅为红军赢得了800名战俘及超过800杆敌军枪械，更重要的是，敌人的追兵自此不敢轻举妄动。刘士毅指挥的第十五旅残部只得落荒而逃，返回赣州。而另一支追击的二十一旅，亦因惧怕遭遇相同命运，不敢再如往昔那般穷追不舍。红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所面临的被动局面，终于迎来了显著的转机。
在取得战斗的胜利之后，遵循红军的优良传统，红四军不仅修复了在战斗中损毁的百姓房屋，还将所借的门板等物资一一归还，并将借条逐一放置于各家门前，随后便离开了大柏地。
自大柏地一别，红四军一路顺利抵达东固，与坚守在那里的红二团、红四团实现了胜利的团聚。正是在大柏地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际，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扩大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在赣南闽西地区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的作战战略。
在红四军赢得大柏地一战的胜利并撤军翌日，即农历二月初三的2月12日，大柏地的村民们终于得以重返家园。然而，当他们踏入家门，却惊愕地发现，每一户人家储存的过年物资均已悉数被消耗殆尽。
百姓们怒火中烧，纷纷指责这种土匪般的行径。然而，他们也注意到了一些异样之处：村里的环境卫生得到了彻底的清理，除了粮食之外，其他物品并未遭到损失。家家户户的锅盖和米缸里，都留有红军留下的借据。
借条内容详尽至极，不仅记录了红军所食之物及其价值，更郑重承诺日后必将如数归还。末了，还不忘特别叮嘱房主妥善保存此借条，以便日后作为收回款项的可靠凭证。
条据上的字句固然令人信服，然而，历经国民党与土匪多次蹂躏的民众，对此却半信半疑。他们心中存疑，认为这不过是该部队的一番做作。自家所备的年货已被一扫而空，也只能自认倒霉。
如此，时日悄然流逝，正如许多人所预料，始终无人上门，那所谓的借条归还之事，终究成了一场空谈。然而，让普通百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三个月之后，竟然真的出现了当初写下借条的红军队伍。
彼时，毛主席与宋裕和亲率队伍，携带数担银元抵达大柏地街头的庙前戏台。在毛主席的调度下，红军战士们将一叠叠银元陈列于戏台上，并向与会民众高呼：红军上次光临曾叨扰各位佳肴，今番归来，特此偿还，敬请各位速将家中借据携来，以便兑换银元。
然而，当那些手持枪械的士兵们发出喊话时，村民们相互对视，无人愿意返回家中取借条。毕竟，他们对此类情形感到困惑，且深怕这是“官兵老爷们”在戏弄自己。
自当如此，只需出示借据即可。不料，那无赖却辩称：我并无借据在身。
事实上，当地居民都清楚，这位四处游荡、懒散成性且贪图安逸的二流子家中并无余粮，连自己的生活必需品都难以保障，红军到来时怎么可能享用他的家产呢？
无需借条为凭，只要你报出数目，红军欠你的，我们即刻偿还。
面对这意外的回应，二流子显得颇感惊讶。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数目：五块银元。毛主席立刻回应道：“好，就给他五块大洋。”话音刚落，他便吩咐红军战士拿出五块大洋，亲自递到了二流子的手中。
民众目睹红军此举，方才确信他们果真是来偿还债务的。于是，大柏地的乡民们争相携带红军所欠的条据前来兑换，原本遗失的粮食竟得以回归，家家户户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而且，在银元兑换的过程中，众多民众因起初对借条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未能妥善保管借条。然而，只要他们能够准确报出红军借条上所记载的金额，毛主席便会如数将银元归还于他们。
纵然少数人出于私利而虚报数字，红军仍旧依照其所述数目支付了银元。当日上午，毛主席发放了总计3500块大洋，与此同时，毛主席亦将没收地主豪绅所得的财物分发给民众。
此事过后，大柏地及周边地区的民众才恍然大悟，原来世间竟存在专为百姓谋福祉的军队。红军与之前他们所熟知的国民党及其军阀部队，有着天壤之别。
自此，民众对红军的队伍产生了深厚的信任，深知红军言出必行，始终心系百姓。
正因深刻领悟到红军与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当地民众迅速转变立场，纷纷转而支持与拥护红军和共产党。更有众多民众积极踊跃报名加入队伍，红军兵力因此得以在历经辗转战事后得到有效恢复。
正因这言出必行的信誉与满腔的热忱，才真正让包括瑞金在内的广大民众深切体会到了红军与共产党的仁爱，从而让原本对红军避之不及的百姓转而开始支持红军的队伍。
正因有了民众的坚定支持，红军得以3600余众挺进井冈山，进而创造了迅速在赣南闽西建立起根据地的辉煌奇迹。同样，得益于当地民众的热烈拥护，中央红军连续赢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成功建立了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6月的某日，毛主席途径大柏地，满怀感慨地挥毫泼墨，创作了著名的《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